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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写作者的阅读:如是我读

2019-08-25 13:33:20  来源:大河网   阅读:2
    原标题:如是我读(读书论世·我的阅读半径③)

      在小城市的故乡,我没怎么见识过真正的图书馆,所以大学之前只能算是广义的“阅读”而谈不上“读书”。我们那个时候,饥不择食的好处是常有意外收获。例如,我父亲的书橱里放着王力的《汉语诗律学》,我对旧诗其实没什么兴趣,但是囫囵吞枣的结果是顺带也知道了一点粗浅的中西诗歌的韵律常识,更不用说王力分析的还包括今天我依然很喜欢的“九叶派”等现代诗人的作品,有些篇什在当时的正统文学史里都不太提起。

      那时写作者认真写,读书人认真读,在文学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大气候下,书的呈现形式也和内容一样讲究。记得不知从何处借来了《哥德巴赫猜想》,后来知道作者徐迟是个横跨几个时代的传奇报人,他笔下的灵性和力道,似乎可以把任何题材都写得有了自己的生命,无论你对他的内容是否真的感兴趣,都会被文字自己的声音一路拽将进去。

      对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小城而言,这就是“阅读”的真正含义了。应该说,我对文字的一点体会正是这“将通未通”之时打下的基础,“成”或“亏”都有赖于它。书靠朋友间的推荐而流传,有点像今天微信朋友圈的转帖,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导读”;读书没有目的性,碰到哪本算哪本,但是每个字都往心里去——最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种散漫而又感性的读书习惯,阅读的门径主要是靠感受体悟,而不是靠学理和逻辑。

      所幸后来去往北京和国外,条件更好的时候,对于这种不求甚解的读书方式有了反思的必要,同时也理解了它自身的价值所在。英语里常有这样的说法,比如“你就是你做的东西”,自然还有“你就是你读的东西”,更明白的说法,你的阅读门径自然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你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有的人感兴趣的是材料或者“事实”,有的人在乎的是组织材料的方式,或者说潜藏在里面的哲学和方法论,区别在于前一种人是不停地用新的材料去验证已有的秩序,还有一种是激励你发现新的生活,探索未知的世界——其实还有最后一种读者,他和第一种人一样在乎材料,但只要欣赏材料的质地就可以了,并不急着得出什么结论,这种人可能是我们所说的“文艺范儿”,只在乎风格和情调,但也有可能是一种正面意义的“形式主义者”或者“文本主义者”。

      确实,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国门大开,大量新鲜的知识涌入,这样不求甚解的读法常见,而在陌生领域寻找一本一般人都能看懂的通识类型的读物算是很高的要求。谈起我对艺术史的兴趣,最早一本有印象的书居然是迟轲的《西方美术史话》,属于“大家小识”。当时国内的书都停留在叙说和转述二三手的材料上,而迟轲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毫不奇怪,后来看到E·H·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就会立刻倾倒,因为后者无论是全面占有材料还是对材料的理解都已经处于当时我们难以企及的水平,真的属于“深入浅出”了。

      在这个意义上再看80年代的其他美术史名篇,比如再版的傅雷的《西方美术名作二十讲》,就会明白它们的差别何在。之所以不太能够进入傅雷的著作,是因为它更接近“阐释”与“欣赏”的层面,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那个时代的语境;相形之下,迟轲著作的阐释模式可能稍显简单(和他那个时代的史学大环境相关),但因为是写给一般读者的,立论比较平实,材料的解说也较接“地气”;至于贡布里希就更是一座高峰了,他广博的见识和综合性的思想方法已经超越了“文艺家”的状态,是一位称得上通识的学者。

      从“通识”再到“专识”的好处是不容易偏狭,可以意识到读书的某一对象和整个学问系统之间无处不在的联系,所以形容大学者的第一个形容词就是“通达”了。但是仅仅多看多思还不能达到“通达”的目的,比如90年代读大学时,我同样买了贡布里希的《象征的图像》,有些和基督教艺术有关的文章就不太容易读懂了。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我开始有了两个新的选择读书的角度:其一是对某一主题和研究对象深入挖掘、见微知著的“案例研究”著作,比如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细读《李娃传》的著作,巫鸿教授对“武梁祠”的研究;其二是鼓励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的“专论”。“案例研究”是把前面所述感性的“文本主义”往前推进了一步,如果你眼光独具,对于研究对象的质地和细节就会有以前所没有的新鲜发现。而这种长进的眼光又是和问题、方法不可分离的。近些年来,西方艺术史学者划分他们“专论”的依据往往不是年代、风格、类型这些给定的“名”,而是一类具有共通性的现象,比如,柯律格在牛津艺术史系列中写《中国艺术》,就跳出了一般中国学者习惯的“朝代”模式,编目变成了墓葬艺术、宫廷艺术、市场艺术……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文人艺术,在他的笔下也侧重于“社会生活”,而非“流派”。

      读者或许疑惑了,这种赖以甄别“文本”的问题和方法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或许依然是平日的积累,没有任何捷径可言:积累首先是生活经验,很难想象一个现实中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人会读懂《象征的图像》,积累的同时又是对于各种基础工具的全面掌握,在当代,一个文科生的研究甚至也离不开数学物理的一般知识;另外,对知识的好奇中还有“现实”这个强烈的“输入”因素,读书的第一动机肯定大于“专业”,它们是哲学,但不一定是抽象的、经典的哲学而是人生哲学,取决于不同的“认识”目的,“现实”对你也有不同的意义——比如我曾向别人强烈推荐的《全球目册》是1968—1972年一本颇为奇特的美国杂志出版物,作为一本奇特的“目册”,它甚至不能真正用来“阅读”,但它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学科或者某种创新工具——就像它的刊名一样,关注的是“整体”。它的标志性封面是美国宇航机构在太空拍摄的地球,此前从未有人以这种角度去注视地球,它预示着一种真正的全球观,也象征着一种逐渐形成的人类共同使命深入人心。也许你听说过“求知若饥,虚心若愚”这句名言。这句话最早正出自这份出版物——后来引用这句话的一个名人叫做斯蒂夫·乔布斯。

      逐渐年长时,不光慢慢明白一些读书的道理,还明白了为什么读书的道理:读书其实和其他事情一样,有些是不得不做,勉强做时会打瞌睡;还有则是和睡觉、饮食一样,为了维持生命的营养,成为习惯。在这个意义上,读书既是为了理解这个世界又是为了在想象之中再造它——作为大学里的专业读书人最终又成了一个“文本主义者”。汉学家谢弗汪洋恣肆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原来有个更好听的原名《撒马尔罕的金桃》,从中译书名的改变就可以看到我们和他之间的差异,或者说,一个以诗歌为“语料”的读书人和一个碰巧以读书为业的诗人之间的差异。

      (作者系建筑师、作家)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21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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